清朝末年，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这一年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需要充分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在这些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所谓“公车上书”，就是指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给皇帝上书。那么，为什么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给皇帝上书叫作“公车上书”呢？原来汉代规定地方上举贤良方正时，按照惯例必须坐“公车”进京，因此后来凡是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也被称为“公车”，所以“公车”就成为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的一个代名词。

1895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第二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会试（第一次他没有考取）。这时，正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同时向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康有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发动广东、湖南两地参加会试的举人签名，在这一年的三月二十八日呈上了一封《上皇帝书》。这时，康有为觉得参加上书的人人数不够多，声势也不够大，于是又发动全国十八省的举人聚集北京，再一次准备给皇帝上书。于是各省举人接连不断地来到北京，众多举人纷纷进言，有的人甚至拦围大官的马车，请求政府不能批准《马关条约》，特别是台湾省的举人，更是“垂泣请命”，哭喊者不要批准这个卖国条约。 

康有为看见举人们如此群情激奋，认为士气可用，于是就联合全国十八个省的举人在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的谏堂集会，向各省举人陈说《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的内容以及不变法就不足以救中国的道理，到会的举人无不义愤填膺，决议联名给皇帝是书，并且推举康有为起草上书的稿子。

康有为毅然接受了起草上书的任务，他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奏书，请求皇帝·拒绝批准《马关条约》，拒绝各种赔款，提出迁都以定国家之本，练兵以强天下之势。奏书写好以后，在奏书上面签字的有全国各地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决定立即上呈光绪皇帝。

因为与日本签订的条约，要在烟台换约，为了阻止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换约，康有为决定提前上书，但是那些订立条约和主和的大臣，担心人心汹汹，局势有变化，竟然提前日期送北京“盖用御宝（加盖皇帝的印信）”，于是各省举人也决定提前上书。上书的这一天，本来是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但是当以康有为为首的一千多举人上书时，却突然天气发生巨大变化，天空阴惨惨的，很快就大雨倾盆，雷电交加，聚集在一起的一千多名举人都十分感叹，人人都闷闷不乐。结果奏书呈递上去时，《马关条约》已经盖上皇帝的御宝，朝廷就断然拒绝接受奏书。这就是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的全过程。

康有为为首的一千多举人“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没有实现，但是这件事却表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开始觉醒。清王朝一向都禁止士民上书，国家不允许老百姓公开聚众议政参政，坚决抗议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震撼作用。因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不仅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行动，而且标志了维新变法的高潮即将到来。

康有为在短时间内能够鼓动这么多举人“公车上书”，当然不是偶然的。

康有为出生于1858年，原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因为他是广东南海人，他的学生都称他“南海先生”。他的父亲早亡，十一岁起随祖父康赞修读书。十九岁时，祖父去世，他又到朱次琦的礼山草堂读书。康有为读书善于独立思考，不屈从师说。例如朱次琦这位老先生十分推崇韩愈，康有为却不以为然，认为韩愈的讲道不如庄子、荀子，讲法不如管子、韩非子，认为韩愈的道家法家的学说既浅薄又空虚。他的这一番议论，曾经惹得祝次琦老先生很不高兴，斥责他“猖狂”、“不知道天高地厚”，同学之间也嘲笑他无礼，不尊重老师。

离开朱次琦老先生的礼山草堂以后，康有为耳闻目睹国家的衰败和民生艰难，他心急如焚，于是产生了“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的志向。他二十二岁时，到过香港，据他自己所说，“览西人宫室之嬛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之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仪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1882年，也就是“公车上书”前十三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归途经过上海，对外国租界的管理进行了一些考察，认为西人管理租界狠有办法，于是“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占有了地位，并且渐渐地形成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中国要自强非实行变法不可。

1888年，康有为再次来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这时正值我国边疆地区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蚕食，对于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康有为非常气愤。他认为中国要发愤只在数年间，因此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他说：“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以往，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随后他第一次写了长达五千多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件事，主张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代他把这封《上皇帝书》转交给光绪皇帝。康有为虽然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决心到经籍里去寻找变法的根据进一步为实现变法制造舆论，以求变法获得成功。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利创办万木草堂，招生讲学，梁启超、陈千秋等人都在这里受业，他们都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这一年，康有为发表了著名的《新学伪经考》，书中指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的旧习，因此就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守旧的“恪守祖训”的恶习，给旧的传统势力以猛烈冲击，在思想界刮起了一阵飓风，曾经轰动一时。

还在“公车上书”之前，康有为就发表《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创建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因此，这两部著作发表以后，更加轰动了整个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界里的一座刚刚爆发的“火山”，使康有为成为维新变法思想的领袖人物，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行势和康有为这种个人所具备的条件，他才成功地发起了“公车上书”，把他的变法维新的新思想公诸于世。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揭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五名，授工部主事。不过，康有为并不热心官场任职，于是他考中进士以后，立即又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及时的实行维新变法。与此同时，他就着手组织维新变法的骨干队伍，除了梁启超、陈千秋等高足弟子以外，还有一位湖南的主张维新变法的急先锋谭嗣同。由于康有为的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也逐渐聚集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之下，其中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翰林院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給事中高燮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以及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成为维新变法的核心力量。此外，康有为还着手创立各种学会和报刊，例如广西省的圣学会、湖南省的质学会、广东省的粤学会、四川省的蜀学会、福建省的闵学会陕西省的陕学会、等与梁启超主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特别是康有为亲自主办的保国会，公开提出“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相信“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维新变法的时机已经日趋成熟。

1897年冬天，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康有为马上从广东赶到了北京，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封书，痛陈这个处境十分危急，请求光绪皇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等等，措词相当激烈，更加坚定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决心。

1898你，也就是农历戊戌年正月初三日下午，康有为被请到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天下大计，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等人都来了。座谈一开始，荣禄就提出：“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立即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租宗之法。就像这个地方是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荣禄无言以对。当廖寿恒问如何变法时，康有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不以为然地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倒尽弃乎？”康有为回答说：“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康有为向光绪第六次上书，也就是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他尖锐地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全变大变”，理由就是“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同时，康有为还上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大帝变政考》。在这些上书里，康有为要求光绪皇帝做三件事情，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是立对策以征贤才，三是设制度局而定宪法。

光绪皇帝是想变法的，但是又害怕慈禧太后阻拦，于是他曾经向慈禧太后要权，甚至说过“如果不给我权力，我宁可退位”的话，慈禧太后对于变法是另有所图的，因此表面上并没有强行阻挡，于是光绪皇帝信以为真，认为慈禧太后也同意变法，于是就“明定国是”，在一百天内竟然下了六十道变法诏书，其中包括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京师大学堂、把全国的书院改为学校、开经济特科选拔人才、废除八股文、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允许办报馆、广开言路等。

正当维新变法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在蠢蠢欲动，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的一道道维新变法的诏书全部置之不理，接着又罢免赞成新政的翁同龢，重用反对新政的荣禄，阴谋废掉光绪皇帝。最终公开反对新政，导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被杀害，史称“六君子”，维新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维新”或者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好在逃往国外，才保住了生命。后来。康有为还堕落为保皇党，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对抗，他的一生前期和后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梁启超则专心致志做学问，成为一代大师。

    作者：岳唐韧

    2022年05月19日